我省15个地区试点24项国家和省级农村改革任务——农村改革,江苏再出发
浏览人数: 2019-01-21

来源:新华日报,记者:顾巍钟、吴琼

改革开放以来,我省从农村基本实现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,到积极探索多样化的村集体经济发展路子,再到农村承包土地三权分置、农村社区股份合作改革,掀起了一波又一波改革热潮。“十三五”以来,我省各地又承担了24项国家级、省级农村改革试点任务,是全国承担改革试点任务最多的省区之一。1月11日,省农业农村厅召开改革试验区工作座谈会,15个试点地区总结了经验,为试验区发展建言献策,给深化农村改革探路出招。

农村拆迁变“社区” 留地发展要落实

南京承担国家集体资产改革试验区改革任务。该市农工委副书记马洁峰介绍,目前已有449个村(社区)完成股权固化改革,量化集体经营性资产40.7亿元。

发展新型集体经济,南京支持拆迁地区通过货币化补偿、留地发展、置换经营性物业(股权)三种方式开辟致富新路径。记者调查了解到,在江宁等经济条件好的城郊区,拆迁村转型为城市社区,拿到拆迁款后,村集体多选择购买菜场、超市、门面房等物业资产,发展租赁经济;有的和城建平台、开发商合作,开发写字楼、研发楼。江宁东山街道章村社区从工业集中区、门面房到总部大楼,账上的经营性资产超过6亿元。骆村社区书记刘宁介绍,村里利用留地政策,建起了骆村总部大厦对外出租,年租金400多万元,眼下又联合区城建平台合作建设3万多平方米的人才公寓,总投资1亿多元。

但并非所有拆迁村都像章村、骆村这样,能够利用区位优势得享城市化红利,在市场大潮中“呼风唤雨”。对那些区位不占优势、经济实力不强的村,南京鼓励村集体联合抱团、异地发展。江宁、栖霞区有67个村组建4家集体资产股份合作社,通过购买优质资产、承担实施配套项目,每年获得8%—10%的稳定回报。在苏州,吴江引导50个经济相对薄弱村组建惠村公司,统筹各类帮扶资金、村集体资金2.2亿元投向太湖新城优质项目,每村年收入增加60万元。

不过,即便集体经济发展较好的村,也有“成长的烦恼”。“虽然南京有村组拆迁后有2%土地留地开发的政策,像我们村有50亩的用地指标,但这么多年下来,只用了十几亩。”南京某城郊村负责人叹苦经,留地给拆迁村开发物业,对所在区街来说,是损失了一笔土地出让金,却为村集体“养了一只会下蛋的鸡”,这项政策落地,还需有关部门支持。此外,村集体出租物业赚的钱,除了给农民分红,承担集体公益事业,还要留足滚动发展基金。可眼下虽然免征了契税、印花税,还要缴纳增值税、所得税,而且运行经费、公共服务支出需所得税后列支,社员普遍认为不合理。

“市场经济大浪淘沙,村组拆迁进城,集体这笔钱来得不容易,还要紧着花,农民挣的钱,应尽量用于农民,相关税费应尽量减免。”江宁农工委书记周书全说。

土地承包经营权有偿退出,帮农民算好“三笔账”

作为全国改革试验区,苏州承担土地承包经营权有偿退出改革、重要农产品保险等四项试点改革任务,是承担全国农村改革试点最多的地区之一。这当中,土地承包经营权有偿退出事关农民长远保障,推动农民市民化,关注度很大。

“之所以试点土地承包经营权有偿退出,是因为劳动力非农化转移率高,土地保障功能已经弱化。”苏州市农办副调研员季瑞昌介绍,虎丘区土地承包经营流转到村集体和合作社比例达90%,农民对土地的依赖性较小,而城乡一体的基础设施、公共服务、户籍制度和社保制度,为农民提供了很好保障。

围绕土地承包经营权有偿退出,虎丘区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文件,把试点对象分为非特色田园村庄和特色田园村庄两种类型,因地分类推进。目前,改革试点已在全区4个乡镇33个村展开,共退出承包地2万多亩,涉及农户1万多户,落实社保资金32亿元,有力地促进了现代农业发展和新型城镇化。

但单一的经营性土地退出后,农民对宅基地退出意愿开始下降,这不利于土地复垦和集约利用。为此虎丘区又提出了承包土地与宅基地“双地退出”:承包地换社会保障,宅基地换保障性住房,弥补了原有政策缺陷。

困扰这项改革试点的另一难题,是保障所需资金数额巨大,以及农民退出土地承包经营权的“后路”问题。虎丘区从全区2017—2021年的土地拍卖金中提取5%,作为推动这项改革的社保专项资金。如皋市也在试点土地承包权有偿退出,做法是为退地农民保留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,保障认可分红的权利,同时建立财政支持下的收储机制,充分保障农民利益。

“土地承包经营权有偿退出,是充分保障承包农户财产权利的重要形式,但要帮农民算好三笔账:进城账、离农账、后路账。”省农业农村厅农经处处长杜海蓉认为,虎丘区不仅一揽子解决了当地1万多农户就地城镇化、市民化问题,而且2万多亩土地由镇村统一进行农业开发,促进现代农业发展,实现强村富民目标;但对于经济欠发达地区,这项改革的成本应该由谁来承担,如何确保可复制可推广,还需要通过改革试验继续探索。

土地经营权入股,“债股渐进”可双赢

农村土地流转后,集中到种植大户和农业企业手中,农民一次性收取租金,是当前土地经营的常见模式,但土地作为农业经营的核心要素价值并未充分体现,农民出租土地后也与现代农业发展“分道扬镳”。常州市武进区试点农村土地经营权入股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改革,让承包农户成为“股民”,分享现代农业的发展成果。

武进区农办副主任姚志平介绍,该区主要采取土地经营权入股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形式,有三个典型案例:一是洛阳镇汤墅农地股份合作社以603亩土地经营权作价260万元,入股组建农副产品专业合作社;二是嘉泽镇跃进农地股份合作社以184亩土地经营权作价2000万元,入股组建西太湖花木合作社;三是洛阳镇岑村以550亩土地经营权作价1000万元,入股组建农地股份合作社,探索构建了“农地股份”+“农民专业”的土地流转“双重合作”模式,农民除了“保底收益”,还有“分红收益”,以及“劳务收益”。

“虽然制度设计积极推进,但经营权入股也存在问题和困难。”姚志平说,流转土地的农民习惯每年收取租金,对入股经营这种新的经营模式不理解,对入股经营参与分红有疑虑;企业也担心,土地流转金本是固定成本,现在却成了公司股份,如果经营不善,农民无法接受,如果分红多,会降低自身利润。

“经营权入股,农民和企业的关切都要考虑,如果一下子推不开,可采用‘债股渐进’模式,谋求农企双赢。”专家建议选择经营状况好的涉农企业,按照普通债权、可转换债权、优先股权、普通股权等债权与股权形式,逐步入股企业,探索“保底+分红”、股份分红、优先股等分配方式。这样,既让农民分享产业增值收益,又降低失去土地经营收入的风险,同时保障了入股各方的合理权益。

让村集体和农民持续增收,南京市高淳区探索出“股权+能人”的混合经济模式,释放出“富能量”。土地流转后,集体股份由村社区作为投资主体,引入会经营、懂管理的乡土专家和农业企业参股。东坝镇东坝村和水草专家汪桂伢、农户以5:4:1合股养青虾。阳江镇胜利村、新正村与龙头企业帅丰集团以51:49股份,雇用农户养鲈鱼,试点均取得成功,鲈鱼养殖亩均效益5000元—1万元。

声 音

守住“四条底线” 呵护农民利益

江苏农村四十年的快速发展变化得益于改革,未来永续发展的动力也依然靠改革。农村改革只有进行时,没有完成时。书写新时代乡村振兴“江苏答卷”,农村改革还要攻坚克难、持续发力。

农村改革走到今天,广度和深度有了很大拓展,从农地集约经营到入股分红,从土地承包经营权有偿退出到集体资产股份制改革,农村很多深层次的矛盾,问题出在农村,症结并不在农村,仅仅依靠农村内部的改革,是难以根本突破的。改革不能就农村论农村,而要紧扣城乡关系重塑,统筹谋划城乡改革,加快构建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。

农村改革到深水区,也不是某一个部门可以完成的,更不是某一项改革单兵突进就能奏效的,当前尤需注重顶层设计、系统集成。作为国家农村改革试验区,苏州同步推进土地承包经营权、集体分配收益权有偿退出,以及重要农产品保险、政府购买农业公益性服务机制创新、新型职业农民试点等多项改革,就是因为这些改革举措彼此关联、相辅相成。同样,集体产权股改的“江宁经验”,也不是一改了之,而是统筹布局留地开发、区街扶持、抱团发展,帮助社区集体经济组织闯荡市场。

省委农办主任、省农业农村厅厅长杨时云指出,在乡村振兴战略的大背景下,农村改革需要凝聚各方面合力,从城乡融合的全局,对农村改革试验的各种要素统筹考虑,既抓改革方案协同,也抓改革落实协同,更抓改革效果协同,促进各项农村改革举措在政策取向上相互配合,在实施过程中相互促进,在改革成效上相得益彰。

鼓励地方创新、尊重基层创造、总结先进典型,方能发挥其示范作用。农村改革的价值和意义,不仅在于将完成多少项改革任务和要求,打破哪些体制机制的障碍和束缚,更在于补齐农业农村发展短板,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,不断提升农民群众的获得感满意度。农村改革无论怎么改,都要守好四条底线:不能把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改垮了,不能把耕地改少了,不能把粮食生产能力改弱了,不能把农民利益损害了。

来源:新华日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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